鲍贤伦谈隶书研习创作

  (按姓氏笔画排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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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10日至11日,为了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挖掘和利用简帛文字书法资源,促进简帛书法艺术的学术研究,由清华大学与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联合举办的“简帛文字与书法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召开,中外知名专家学者50余人参加了会议。

中新社郑州9月27日电
450件秦汉简牍文物和78件中国当代简牍书法作品27日亮相河南郑州,向世人展示“简牍书风”。

●篆隶的大格局、大气象最重要,我一直在努力体味秦汉的气氛。现代人注重技巧,以为掌握了书法技巧就能创作了。当代人写篆隶,很多人的技巧也不是从秦汉那里得来的,仅仅是当代人之间的影响。对于篆隶,可以形象地打个比方,秦汉人是正常地“说话”,而当代人是“念台词”。我在创作中对整体和细节关系的处理,还有很大的完善空间,尤其是细节的丰富性。但细节必须严格服从整体,要警惕东晋以后文人玩味出来的那种细节观。●“书写性”是书法的本质特征之一。大家对它的理解和实践,有很大的差异。我现在尽量体现“手写”的自然性,在书写过程中一笔一笔连贯地写过去。完成后的线条应该是平而不平、直而不直、连而不连、断而不断的。书写性的基础是熟练,不熟练必然会刻意做作,就不可能率意。但真正熟练还要控制惯性,不能油滑,要生涩质朴。我在篆、隶间游走,获益良多。从“境界”的角度说,学隶通篆确实优势明显。但通草甚至通楷都是可以开出新境来的,关键要深入。我们通常都把隶书太看成一种既定的“体”了,看窄了。●当代隶书创作是繁荣的,不仅书写人口众多,而且简帛书的影响成为时代的印记,隶书被我们写得很灵动,这是清代人想不到的。但是与当代的行草书创作相比,隶书创作似乎还处于弱势。与清代人比,伊秉绶、吴昌硕的高度也还在仰视之中。当代隶书创作的主要弊端是路子太窄,受当代人的影响太大。从战国到两晋,隶书的资料极丰富,等待着我们去真正深入挖掘。一切真正有志于隶书创作与研究的朋友,都应把工夫下在这里,不要跟着当代人走。只有入古,才能有自家面目;只有真正入古,才能开出新路。●其实秦简的笔法都有一个时代的总基调,要想丰富,可以借鉴金文、汉碑、汉简等。能将里耶、睡虎地写得很纯净也是极美的,但不容易。对于审美,不要认为越丰富越好。●隶书的高峰在秦汉,秦汉人是自然而然地写隶书,后人永远也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了。秦汉人为我们提供了取之不尽的隶书源泉,我们的眼睛和心灵实在无法对付那种丰富性。清代隶书有复兴迹象,他们的贡献主要在于实践了用毛笔在宣纸上书写汉代碑刻的效果。清隶值得我们学习的还是书家们勇于实践的创造精神。真正能达到“绝对高度”的清代隶书家并不多,只有伊秉绶、吴昌硕两人,他们是我最膺服的两位。伊秉绶的宽大洁净,吴昌硕的苍茫浑厚,动人心魄。他们在“高古”上的标高,至今无人能望其项背。●为了便于了解和把握,将汉隶分为庙堂、摩崖、简书三类是合适的。如果不是专攻隶书,学庙堂类比学摩崖类合适,学摩崖类比学简书合适。汉代的碑和简都是一个时代的书体,其主要功用不同,前者是石刻(当然先写后刻),后者为墨书;前者字大,可供多人同时观赏,并能借助石质存之久远,有“宣传”的优势,必然产生着意美化的念头和努力;后者字小,只能一人(或一人接一人地)识读,而且简牍面积狭小,笔势不易展开变化,书写者重在记录,无需也无法顾及太多的审美要求,所以简书更“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书写状况和书写过程。在密密麻麻的字群中,偶尔出现一笔重重长长的竖笔或挑笔,其实就是埋头书写者难得的一次手势的放纵和心律的缓解。明白这些区别之后,我们也就知道如何取法,为我所用了。●写隶书有古意很重要,但不要为了求古意而去求古意。古意是对碑、简的忠实临写和悉心体会中才能渐渐悟得。简明地说:初学书,力避印刷体的影响;稍有成效后,力避时人的影响,才有可能与古人亲近。●我的隶书创作是碑刻与简帛书的糅合,厚重来自碑刻,率意来自简帛书,两者的结合有效地反映了我用毛笔在宣纸上追摹古人的审美理想。我比较在乎书写的过程和创作的情态,有时候轻松,有时候激越,但不能麻木和疲惫,我很珍惜创作的“情绪化”,略加放纵和约束都是必需的。反映和落实到纸面上,有人总结为“书写性”。我以为书写性就是有意识地将书写过程和创作情绪纸面化。它可以冲淡技术规范对创作主体情绪的遮蔽,并使纸笔工具、性能甚至笔顺得到适当的表现。我曾经说过,所谓“书写性”就是一笔一笔地自然写去,不要去刻意做作与描摹,也不要拖泥带水牵连笔画。这是针对写石刻和写简帛的两种不当倾向而言的。

  姓 名 题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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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文物研究所副所长郑子良先生介绍,20世纪以来,简帛的大量出土,不仅为史学研究和古文字研究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同时简帛文字以其独特的字势、体势、笔法,对中国书法演变和书法形制的初创等方面的研究均有重要意义。

主办方称,自20世纪初以来,包括内蒙古、陕西、甘肃、青海、新疆、湖南等地相继出土大量汉简,总计20余万枚。在众多出土的战国、秦汉简牍帛书中,尤以西北汉简、里耶秦简和岳麓秦简最具艺术代表性。

  王晓光 新出土简牍帛书与当代隶书创作

邢翥|文

  此次会议集中了近年来国内外简帛书法艺术研究专家学者的最新成果,其中25篇论文已刊载在《出土文献研究》(第十三辑)中,内容涵盖清华简、北大简、上博简、岳麓简、里耶简、马王堆简帛、阜阳简、肩水金关简等学术界研究比较热门的简牍;重点围绕简帛书法特点、书法艺术特色和艺术风格、其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地位以及当代书法艺术创作的影响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研究探讨。如刘绍刚《杂体书与战国竹书文字的用笔》论文,对战国竹书文字与南朝以来“杂体书”中笔法及与古文、籀书及篆、隶、行、楷、草等“体”作了全面系统的比较分析。李松儒《清华简书法风格浅析》论文,对清华简中大量出现的顿压起笔、竖画悬针及横比向下顿压粗笔等运笔方法作了分析,为探索齐鲁系、三晋系文字提供了新鲜资料。福田哲之《清华简〈保训〉与三体石经古文》与单育辰《蝌蚪文谭》论文均对传统关于“蝌蚪文”的认识进行了检讨。胡平生《阜阳双古堆汉简隶书书法论》一文,对阜阳双古堆书法特点与风格进行全面分析,发现此时隶书比较成熟的特征,并体现了汉隶(八分)的特点,从而纠正了传统认为武帝之前隶书不成熟的认识。

是次“梦回秦汉——秦汉简牍特展暨简牍书风全国书法名家邀请展”便是集纳了甘肃简牍博物馆的300枚汉简、湖南大学岳麓书院的100枚秦简和里耶秦简博物馆的50枚秦简。

  李永忠 论隶变中蕴含的隶书创作审美指向

摘要:中国古代学术在20世纪中国发生了两种巨大的转变,一是由于同西方学术在空间上的接触和受其影响,中国古代学术走上了学科化和专门化之路;二是因为地下空间中发现了大量的文物和文献而产生了新的古代学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甲骨学、敦煌学和简帛学。出土简帛为古代中国学术和学问的研究带来了强烈的刺激和巨大的活力,在许多方面,死而复生的简帛古书促成了古代中国哲学和思想世界的复活。马王堆汉墓的发掘是新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史上一次重要的考古发掘,其出土的大量简帛成为中国书法史研究的珍贵墨迹和第一手资料,它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学术史,改变着一种文化以至一个民族的历史面貌。

  著名学者李学勤、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马清林、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苏士澍均在大会上作了主题发言,并认为此次研讨会作为2011创新工程2015年度重点工作任务之一,必将为推进简帛书法研究交流与合作、扩大学术影响及推进传统书法教育等方面作出贡献。(钱
冶)

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毛国典表示,居延、马圈湾、悬泉置和肩水金关等出土的汉简是研究古丝绸之路及中西交通史的重要史料;《质日》、《为吏治官及黔首》、《秦律杂抄》等岳麓秦简是研究秦代法律的重要文献。

  吕文明 当代隶书创作心理问题研究

关键词:简帛学 简牍 帛书 古代中国学术

(来源:国家文物局网站)

受邀观展的台湾历史语言研究所教授李宗焜向中新社记者表示,从书法上来看,简帛的出土颠覆了书法界历来崇尚碑刻隶书的传统认知;从学术上讲,简帛的出土是研究从篆书到隶书历史演变的一个重要环节。

  肖玉钦、邱全景
偏爱书写,借重形式,崇尚多元,涵养气息—浅析当代隶书创作与风格形成的得与失

20世纪,中国学术产生了新的古代学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20世纪处开始并很快兴起的甲骨学、敦煌学和70年代以后走向规模化的简帛学。【1】简帛学的产生和发展是与地下简帛的不断发掘密不可分的。近百年来,地下简牍不断出土,其中出土数量最多的省份是湖南省,而最富盛名的就是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发掘的简牍。马王堆位于湖南省长沙市东郊五里牌外,距长沙市中心4公里,这里的周围地势平坦,交通方便,中间有一个方圆约半里的土丘,土丘的中部残留着两个高约16米的土冢。土冢一东一西,紧相邻接。底径各约40米,顶部圆平,直径各约30米。两冢平地兀立,中间连接,从远处看,形状很像一个马鞍。
1972年,湖南省博物馆考古人员发掘了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于该墓东边箱北端发现竹简312枚。简文内容为随葬物品记录,所记录物品包括副食品、调味品、酒类、粮食、漆器、梳妆用具、衣物、竹器、木制与土制明器等。
1973年12月至1974年初,湖南省博物馆考古工作者又发掘了马王堆2号和3号汉墓。其中3号汉墓出土简牍600余枚,其中木牍6枚,其余为竹简。竹简中有400余枚为遣册,具体记载随葬物品的名称及数量,其中有关车骑、乐舞、童仆等侍从,及其所持兵器、仪仗、乐器等物,是1号墓简牍所未见的。另外220枚为医简,按内容划分包含四种书:《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和《天下至道谈》,其中只有《天下至道谈》为原简所设标题,另外三种皆为整理者据内容拟名。医简所述主要内容为养生及房中术。

为使古代简牍文献与当代书法艺术创作更进一步地深度融合,主办方邀约了20余名两岸简牍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和21位简牍书风书法名家,共78件临创作品与450件秦汉简牍同台展出。

  杨晓萍 对当代隶书发展的深思

帛书是20世纪40年代以后才出现的一个专有名词。最早称为缯书,即指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楚帛书。后来,在1973年,长沙马王堆3号墓中,出土了十余万字的汉初帛书,这样,帛书也概指楚帛书和汉帛书两种。马王堆帛书不仅是继汉代发现孔府壁中书,晋代发现汲塚竹书,清末发现敦煌卷子之后的又一次重大的古文献发现,而且是和清末以后陆续发现的甲骨和简牍书体同样重要的中国书法史研究的珍贵墨迹和第一手资料。马王堆帛书大都用墨抄写在生丝织成的黄褐色细绢上,这种细绢就简称为帛。它的幅宽分整幅和半幅两种,整幅的约四十八厘米宽,半幅的约二十四厘米宽。帛书抄写前多用墨或朱砂先在帛上勾画了直行栏格,即一般所说的乌丝栏和朱丝栏。整幅的每栏抄写七十至八十字不等,半幅的则每行抄写二十至四十字不等。篇章之间多用墨钉、墨点或朱点作为区别的标志。帛书抄写年代大致在秦汉之交至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一六八年)之间。马王堆帛书由于种类众多,抄手不同,故其字体形态有好多种,大致可分为篆隶、古隶和汉隶三大类。所谓篆隶,就是以隶书的笔意写篆书结构的字体,这种字体虽保留了大量的篆书的文字结构,但其用笔,已大量出现隶变的痕迹,就是其构形取势也由长变扁,横向舒展,隶味很足。所谓古隶,就是间于篆隶之间的秦隶,这种字体在笔画上点、挑、波、磔并举,在线条的运作中则方圆共用,粗细相间,章法上更是欹斜正侧,参差错落,具有古朴而灵动、刚健而妩媚的特殊艺术效果。所谓汉隶或称今隶,就是用比较工整、规范的八分隶书抄写的字体,这种字体的字形是比较规范的正方或扁方形,笔画以方折为主,横画则蠺头雁尾并用,左波右磔对比强烈,字距间规整有序,是一种较为严谨,成熟定型的汉隶字体。随着越来越多的简帛墨迹进入书法界同仁研究临习的视野和范围,书法界也相继出现了不少擅长汉初简帛书体艺术的书家,从而在书法艺术的领域里开辟了一块渊源有自而又生意盎然的新天地。【2】马王堆简牍和帛书是马王堆汉墓发掘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二。马王堆汉墓的发掘是新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学史上一次重要的考古发掘。对于马王堆汉墓发掘的意义及其重要地位,李学勤曾经形象地指出:“真正的重大发现当然包括相当数量的珍品,但其根本的意义并不仅在于此。重大的考古发现应当对人们认识古代历史文化起重要影响,改变大家心目中一个时代,一种文化以至一个民族的历史面貌。只有这样,才称得上是必须载入考古史册的重大发现。”【3】这条结论无疑是十分深刻的。诚如李零在《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一书中所讲的一样,考古发现的世界是“寻找回来的世界。”通过考古发现,我们发掘出马王堆汉墓的大量简牍帛书,这些珍贵的文物对研究社会史、学术史,对于重建古代都十分重要。这些出土的简帛为古代中国学术和学问的研究带来了强烈的刺激和巨大的活力,具体到古代中国哲学、古代中国思想、古代中国书法、古代中国医学、古代中国科技等等研究领域同样如此。一次简帛的发掘,即是一次简帛的死而复生,亦即是一次古代中国哲学、古代中国思想、古代中国书法、古代中国医学、古代中国科技等等研究领域的一次复活和重生。简帛的发掘,现在就在深刻改变着我们的学术史,就在深刻改变着我们对古代历史文化的认识,就在深刻改变着我们心目中的一个时代,一种文化以至一个民族的历史面貌。【4】而这,正是马王堆汉墓简帛发掘的重要意义所在。

  全国第二届隶书展隶书创作论坛

参考文献:

  论文入选名单(24人)

[1]王中江.简帛文明与古代思想世界[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姓 名 作品编号 题 目

[2]陈松长.马王堆简牍帛书常用字彙[M].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7.

  蒋培友 16654 尚趣:展览语境下当下隶书取向

[3]李均明.刘国忠.刘光胜.邬文玲.当代中国简帛学研究[M].2011.

  何朝波 16676 -16697 当下隶书创作形态评析

[4]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M].北京:三联书店.2007.